南昌死刑辩护律师

广东东莞区级、中级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，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，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给予从轻处罚，在一抢劫杀人犯赔偿被害人家属5万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后，判其死缓的做法惹来极大争议。有人担忧，在中国目前监督机制不健全，司法审判不透明的现状下，“以钱抵刑”极易被滥用，导致出现徇私枉法，使得有钱人重罪轻判、有罪判无罪，损害司法公正，同时也使法院易藉此敛财腐败，成为又一个新的司法腐败地带。

据1月31日广州《羊城晚报》报道，2005年11月，王某、赖某、周某参与抢劫，并导致蔡姓事主死亡。事主家属提出刑事诉讼的同时，也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索偿。法官获知受害人家属生活陷入困境后，多次安排双方调解。被告王某同意先行赔偿原告5万元，原告表示满意。被告也表示要痛改前非。法官根据双方意见，对王某从轻处罚，一审判处死缓。

据报道，像被告人王某一样通过补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获得刑事减刑的判例，在东莞两级法院已超过30宗。东莞两级法院对外声称，希望通过对这种赔偿机制的探索，再辅以国家赔偿，从而使被害人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维护。

针对社会舆论对东莞“赔钱减刑”的质疑，2月1日上海《新闻晨报》援引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梁聪称，“赔钱减刑”不仅是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利益，也符合最高法院提出的“少杀慎杀”原则。从今年起，最高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，对主动赔偿受害人损失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，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

梁聪声称，以往的刑事审判不是特别注重对被害人的赔偿，被告对赔偿采取消极态度，处于弱势的受害人或其家属因得不到补偿，往往陷入生活困境。法院从人道的角度出发，帮助受害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，并化解施害者和被害者之间的恩怨，只要罪行不特别严重，没有引起民愤，不违背法律的精神，就是值得提倡的。

同时梁聪否认了“有钱人犯罪可以因此获得减刑”的说法，他反覆强调，“赔钱减刑”的前提是符合下述三个条件，和罪犯有钱没钱无关：首先，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好，并主动对受害人做出经济赔偿；第二，法官要征求受害人或其家属的意见，他们同意调解，愿意接受经济赔偿并在一定程度上谅解被告人的罪行，才可能调解；第三，要看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。如果社会影响恶劣，比如此前的几起“灭门案”，即使被告人赔钱，也不可能获得减刑。

此外，东莞两级法院提倡“赔钱减刑”做法，得到一些律师的肯定，认为这种做法符合法律的功能和社会趋势。

上海广懋律师事务所律师江清汉对《新闻晨报》指出，“罪犯用经济上的付出来表现自己的认罪态度，法律给予一定的宽容，这符合法律精神。受害人以财产补偿来弥补受害人或其家属的心灵创伤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的振荡或矛盾。如果罪犯有悔罪表现，罪行也不足以处以极刑，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生命来警醒他人呢？”但对于那些严重的案件，比如连环杀人，用多少经济或物质的付出都不足以弥补，就不能“赔偿减刑”，因为这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。

然而，东莞法院以及律师的说法并未能使众多网民信服。有网民质疑，此举是人治而非法治，这样意味着在内地有钱人犯罪，受到的处罚会比无钱人轻。

中国因为是处决死囚最多的国家之一长期受国际社会抨击，今年元旦开始，最高法院实施收回死刑核准权，要求将死刑减至最少，令各地法院“凡可杀可不杀的，一律不杀”。同时在部分地区试点推行“刑事和解”，令罪犯通过经济赔偿获得宽待，以获得免死的机会。

有人认为，东莞的做法如果能在严格监督的情况，无疑是体现了重视生命，对减少死刑和保护人权以及育罪犯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。

但是有人也担忧，在中国目前监督机制不健全，司法审判不透明的情况下，“以钱抵刑”极易被滥用，导致出现徇私枉法，使得有钱人重罪轻判、有罪判无罪，损害司法公正、社会正义，成为又一个法院腐败地带。

因此，有意见指出，在内地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，推行类似东莞法院以罚钱免除死刑的“刑事和解”宜小心谨慎。首先，在法院推行“刑事和解”的同时，应加强社会宣传和教育，使民众有正确的认知。因为中国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“杀人偿命”，“赔钱减刑”很容易使民众造成法律失去严肃性和公正性的错觉，从而对怀疑司法的公正公平，最关键的是容易使社会误导成“犯罪有钱就可以减刑”的观念。

再者，诸如司法不公、司法审判不透明、缺乏完善的监察机制，以及法官质素不高等一直是国内司法系统令人担忧的问题，实施此类“刑事和解”急需严格监督。目前一些内地监狱已开始出现犯人以贿赂的手法 “花钱减刑”的监狱腐败行为。一旦“赔钱减刑”被一些不法之徒和司法界败类滥用，就成了有钱人“花钱抵罪”妙招；同时，一套严格监督机制还可以防止司法机构藉此敛财。否则“赔钱减刑”的做法，最终沦为一块新的司法腐败之地。